文章來源：新金融城
“利率保護上限不能“一刀切”，不能偏離市場規(guī)律�！�7月26日，在新金融聯(lián)盟在線召開的“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調整與支持實體經濟復蘇”內部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江溯指出。
江溯從三個角度闡述了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對金融犯罪的影響。
從非法集資類犯罪來說，降低利率上限或導致社會融資渠道更加不暢，進而加劇非法集資現(xiàn)象。
從高利轉貸罪來說，降低融資利率的保護上限，在邏輯上相應降低了“高利”的認定標準。這意味著更多人會被納入高利轉貸的打擊范圍，從而進一步惡化融資市場經營環(huán)境。
從金融受害人來說，更多高利轉貸入罪將使得金融犯罪的受害人更難從司法追償中獲得退賠。當此類犯罪涉眾時，還易引發(fā)群體性事件。
會上，捷信、新網銀行、信也科技等高層做了主題演講，北大法學院郭靂院長，中國政法大學李愛君院長，銀保監(jiān)會相關部門領導以及多位法律資深專家點評，深度探討民間借貸利率問題。
世界銀行2018年的報告《利率上限，理論與實踐》顯示，絕大多數國家對借貸利率都有一個上限。報告指出，若利率上限規(guī)定得過低，可能會產生兩方面后果。一方面是供給下降，另一方面是可獲得性降低。
如果是這樣，借貸利率將不僅涉及到金融秩序或者民事法律問題，還可能牽扯到刑事法律問題。
接下來我將從三個角度談談降低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對金融犯罪的影響。
對非法集資類犯罪的影響
《意見》出臺有兩個目的，一是疏解企業(yè)融資難、融資貴，二是防止套路貸、虛假貸。
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保護上限能否起到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為干預利率保護上限的最直接后果是加劇非法集資現(xiàn)象。利率在本質上是貨幣跨期交換的“價格”，控制利率保護上限實質就是管控融資產品的市場價格，這必然會扭曲市場供求關系。我國歷史經驗表明，社會融資渠道的不暢是導致非法集資的重要原因之一。
降低利率上限或導致社會融資渠道更加不暢，進而可能導致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的犯罪數量不減反增。所以，盡管《意見》的初衷是良善的，但違背利率市場化和經濟規(guī)律的做法也會引發(fā)副作用。
例如，小額信貸公司主要靠高利率與傳統(tǒng)商業(yè)銀行搶奪客戶，而一些缺乏擔保的民營企業(yè)和初創(chuàng)企業(yè)只能靠高利率獲取貸款。這個現(xiàn)象完全符合“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原則，允許金融市場存在不同利率的多層級市場符合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和市場需求。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利率限制做法，會扼殺小微企業(yè)和小貸公司正規(guī)經營的積極性，必然導致地下金融的出現(xiàn)。
對“高利轉貸罪”的影響
金融犯罪有一個本質特征是二次違法性，在評價刑事違法之前，必須確認基礎的金融交易行為違反前置監(jiān)管規(guī)范（民法或行政法）。
在立法上，本罪采取空白罪狀，即對基礎金融交易行為的適法性認定有賴于民法或金融法，如果降低融資利率的保護上限，在邏輯上也相應降低了“高利”的認定標準。這會降低高利轉貸罪的入罪門檻，擴大本罪的打擊范圍。
這種附帶后果顯然與該規(guī)定的宗旨相悖，反而會惡化融資市場的經營環(huán)境。我認為對于刑法上的這種附帶影響，有必要在規(guī)定中慎重斟酌。
對金融犯罪受害人更加不利
從犯罪損害退賠的角度來講，斷絕了受害人的一個救濟途徑。絕大部分金融犯罪都存在刑民交叉問題，其中對基礎金融交易行為的定性，會影響受害人損失的退賠效果。
在司法實務中，大部分金融犯罪的受害人很難從司法追贓中退賠全部損失，不過，對基礎行為民事效力的承認，賦予了被害人獲得私法救濟的途徑。如果一概否認高利轉貸行為、違法放貸行為的效力，無異于阻絕了私法救濟的途徑。
所以，規(guī)定在刑事政策上是不可取的。如果涉及到涉眾型金融犯罪，不僅不會穩(wěn)定市場環(huán)境，還可能引發(fā)群體性風險。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限制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是不合理的。利率市場化應該允許有不同層級的融資市場，不同金融工具根據違約風險匹配不同的利率。違約是市場經濟正常的現(xiàn)象，只要締約行為及合約內容不存在法律的禁止規(guī)定，就應該認可合同本身的效力。所以利率上限保護不能“一刀切”，不能偏離市場規(guī)律。
文/ 江溯 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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